弟兄。我和他都收到了彼此下落和周围环境的风声，我和他睡觉时身边都至少有两只眼睛盯着。没多久就有人酝酿出了阴谋。我这边的一个人自作主张，企图砍死警长杀手那边的一个人。警长杀手向我送信说作为报复，他要抓我这边的一个人。我向他送信说我根本没有袭击他，他为什么要袭击我？他送信说囚犯放风的时候，我的一个人拔出餐刀，在另一个人脸上砍出一道宛如电话的伤疤。我送信说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。

树顶。回来的口信里说是他。下一次我们放风的时候，我走到树顶面前，说，年轻人，我一直想来看看你有没有往上爬的决心，给我看看你的刀。

——爸爸，那还用说，他答道。

——我要你去砍死一个民族党的逼眼儿，向我证明你的本事。我说，拿起他的刀，试了试它有多锋利。

——爸爸，他说，我早就做到了。星期二我给一个小子留了疤。你是要我去收了警长杀手吗？

——你还真是雄心勃勃，对吧？不，我的年轻人，你不需要去做那个，但你看这个，我说着把刀插进他的脖子，向上捅穿他的喉咙。我的弟兄围成人墙，我在他脖子上又插了三刀。我们一哄而散，留下小逼眼儿血洒当场，抽搐得像是被剁掉脑袋的小鸡。

警长杀手送信说现在我们该认真谈一谈了。猫狗互相残杀，唯一的赢家是巴比伦。我认可他的逻辑，我对此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。巴比伦是国家，巴比伦是狗屎制度，巴比伦是压迫者，巴比伦渗透了警察队伍。巴比伦厌倦了等待，于是把猫的首领和狗的首领关进大牢，让他们尽快互相残杀，但监狱里洋溢着另一种能量。正能量。

从那次以后，我和警长杀手经常碰头玩骨牌，而巴比伦在门外阴魂不散，但它唯一的耳目是警察。我听他说理，他听我说理，我和他讨论新的道理。我先出狱，一月份他们释放了警长杀手。他出来后首先找到我。那个夜晚，1978年1月9日，我的人和他的人放下枪，点起蜡烛，开始唱歌，声明我们不再交战。那个夜晚，雅克布·米勒写出一首新歌，成为这个脏辫的大热金曲，歌名是《特别和约》，一直冲到榜首。正能量。但是体面的好人啊请记住，走进一个局面，你要么拿着注射器，要么拿着枪。有些东西你能治好，有些东西你必须打死。

看清楚也听清楚了，所有体面的好人：巴比伦的最后手段。1月5日，我们点起蜡烛唱歌的四天前。我感觉很好，因为一年刚开始，还没感觉到它沉甸甸地压在身上。但新的一年找到了没有枪支的王帮。王帮那帮白痴，就喜欢乱来。彼得·纳萨尔觉得，一旦离开哥本哈根城，他就丧失了控制力。对，他们依然在活动，依然不接受我这种人甚至乔西的命令。但1977年末的王帮没有枪支，因为就连彼得·纳萨尔也明白你不能武装你无法控制的歹徒。某人对他们说，假如他们能保证扫平八条巷中两条的全部民族党年轻人，削弱中心的力量，王帮就可以得到即将神奇地出现在圣凯瑟琳旧港口的一批枪支。

这个某人会留下整整一轿车武器，他们只需要去取货，在民族党地盘掀起波澜，就能够留下这些枪支。和平时一样，王帮没有找我们商量。他们开始有野心了，因为给他们报信的这个某人在国防军内有私人关系。他们甚至得到承诺，可以给他们在码头安排一些工作，主要是保安警卫，都是能用上那些枪的岗位。牙买加没有免费搭车这回事，但王帮同意了，第二天清晨，两辆军用救护车来到王帮的地盘，接走了十四个小子。

两辆车带他们到西金斯敦的东头，经过亨德森港，过桥，经过波特莫尔的四片海滩，开进丘陵山岭。他们来到绿湾，司机叫他们下车，在那儿等着。另一辆卡车会带着枪来——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军队说的是轿车而不是卡车。那些小子看着等着。一名士兵过来，和领头的小子交谈。他和士兵走进树丛，其他的小子听见一声枪响，就像赛跑开始那样。然后，大难临头。

牙买加国防军的士兵从远处跑过来，向他们开火。士兵扑向那些小子，用冲锋枪扫射，藏在树林里的重机枪推出来，哒哒哒哒射击，仿佛这是战场。小子企图逃跑，撞上其他士兵，小子脑袋被打爆，倒地而死，小子钻进荆棘丛，皮肤被撕掉，一直跑到海边。五人当场被打死，多人受伤，一人或两人跳海后被渔民救起，剩下的逃掉了。士兵上电视说那些小子闯进了晚间射击训练的场地。总理在电视和收音机里说：“在绿湾被杀的都不是圣徒。”演唱会前三天，我们发动示威活动，抗议贫民窟的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拉屎和吃饭，巴比伦警察汹汹而来，杀死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三位示威者。同一个总理又说：“假如今年有警察被杀，凶手就会像野狗一样被扑灭。”

还有更多人注定受苦。还有更多人注定会死。我在监狱里的第一周，巴比伦没日没夜揍我。他们要的不是消息，他们不想把我变成线人。他们只是轮流向我展示谁是更大的老大。警察从不单独来找我，因为第一个来找我麻烦的警察吃了我一脚，卵蛋被踢进了脑袋里。事后他们两个两个、三个三个来找我，有一次甚至四个。就好像他们在